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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痛苦圈禁 or 牵引

曾奇峰心理工作室 2019-12-02 10:57:27



人类的第一个创伤

是跟母体的分离

被挤压的身体

缺氧、黑暗、恐惧

我们带着生命的议题闯入世界

爱恨纠葛

苦难和丧失


被痛苦圈禁

Or 牵引

疼痛是发声

它希望不被漠视

面对身体的疼痛

他选择跟它们链接

他是 Zvika

——身体和潜意识的翻译官









Zvika:

我为什么成为了一个舞动治疗师




我从7岁开始跳以色列民族舞蹈,从事了20年。

   在妈妈的鼓励下舞蹈成为了我的激情所在。每次当我情绪不好的时候,她就让我去跳舞,而跳完回家后已经心情很好了。她也在我家那宽敞的厨房里面教我跳各种各样的舞。

   由于我们作为犹太人的历史,曾经和正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,我越来越对“为什么”产生了深深的好奇。我开始变得好奇,并且想找到关于人类的行为及其心理的答案。

   在赎罪战争中,我跟随了一个护士课程。我目睹了所有的暴力行径并且下决心做一个帮助者而不是杀戮者。

   1974年,我在特拉维夫成为救护车司机。我开着救护车穿梭在巴解组织的战火下。如果我当时开快一秒钟,就不会活到今天了。

   我的民族舞老师丹尼海曼曾被电视采访,当时他谈到了舞动治疗。他那时刚刚开始学习一个4年的舞动治疗课程。也是在那个采访当中,他谈到他是同性恋。因为当时我有夜班的工作,看不到那个采访。当我回到单位后问同事们丹尼海曼都说了什么,没有人能够真正回答我的问题,也没人提到舞动治疗,他们唯一记得的就是他是同性恋这件事。同性恋在1974 的以色列仍然是被禁止的,但是没人知道我也是同性恋。

   在采访后的当天晚上(1978年)我做了一个梦。我梦到了舞动治疗,即便我对此还不甚了解。我经常会做一些有预言性质的梦。当我15岁时,我梦到肯尼迪总统将会被谋杀。所以这个关于舞动治疗的梦也是个预言,像一个信息到来。那个梦如此清晰,而我也决定要搬到荷兰去学习舞动治疗。1978年在做了那个梦几个月之后,我拜访了荷兰。

   在这儿,我见到了 Bep Ter Braak,荷兰的第一位舞动治疗师。她曾是艺术/舞蹈专业演员,后来从事社工。她曾在精神病医院里面作社工并且也带领她的病人跳舞。她发展了她自己的舞动治疗和舞动治疗的相关研究。她跟我说,如果我决定来荷兰学习舞动治疗,我将会被邀请去她的工作室实习。最终,我在1979年移居荷兰并且开始跟随 Bep 实习。她成为支持我成为舞动治疗师的最重要的一位女士,也是我的榜样。她的人格和她同病人工作的方式在今天仍然影响着我。

   几年过后,她才告诉我,她曾帮助以色列儿童躲避纳粹。她离世前患有老年痴呆,但是透过非语言和身体的接触(透过舞动),我是唯一一个能够和她接触的人。这是舞动的力量!



   1980到1984年间,我在阿姆斯特丹学习舞蹈动作治疗。Johanna Climenko 是我的老师。我非常喜爱她的授课方式,而她也是我的第二个榜样。在我做实习生的时候,我有一位督导老师,但是他成为了另外一种榜样——我不想成为的榜样。我觉得他也帮助了我很多……

1983年我开始在一家精神病医院作舞动治疗师,一直工作了28年。我开始并启动了一个专门针对老年人工作的部门,年龄在65-90岁之间,做了8年。

   1990年,Johanna 邀请我去纽约进行了2个月的实习。Johanna 介绍我认识了 Mimi Roskin Berger 还有 Elisa Queyquep White。

这是我第一次在美国见到其他的舞动治疗师,并成为了ADTA(美国舞动治疗协会)的成员。

   在我从纽约完成简短的实习回来之后,我开始了临床治疗。这儿我见到了各种受过创伤的病人。那时我明白了我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舞动治疗师。我亲眼见证了舞动治疗可以为这些病人做什么。

我在二战后出生于一个犹太人的家庭。当我两个月大的时候,我父母决定离婚。他们是第一对在二战中幸存的夫妻决定离婚的。在鹿特丹的犹太人社区对此非常失望并谴责我的父母,因为在鹿特丹的大多数犹太人社区都被杀害了。

我3岁时,我的母亲决定同他的第二任丈夫移居以色列,因为那是对犹太人来说最安全的国家,但是对一个人来说并不见得如此。

在我童年和成人之后,我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战争。我记得很清楚的是,当我8岁时,爆发了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。士兵们进入我们村子并来到我家吃晚餐。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危险的存在。我从两次战争中幸存了下来。我有很多朋友都被杀害了,其中也包括我的第一任男友。就如我之前提到的,同性恋是被禁止的,尤其是在军队里,因此我必须独自带着痛苦哀悼我的丧失。对我来说,这是作为一个人来讲在他的人生中能够承受的最沉重的事——哀悼你的男友却不能告诉别人你为何哀悼。

   我患了失忆症。

在以色列的赎罪战争中我又一次参军。当时我已经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儿。战争过后,我又开始对男性有感觉。而这带来了我的身份认同危机并陷入了抑郁。

   从23岁到40岁,我患有克罗恩氏症,影响到整个消化系统。在经历了几次重大的手术之后,我的胃带上了气孔装置,所幸的是这并未影响我作为舞动治疗的工作。我甚至利用自己的经历,帮助那些受心身疾病影响的患者。因为我的疾病和我所经历人生事件,我经常看到通道和通道尽头的光,也因此我成为了一个非常积极正向的人。那这一刻起,我知道了我有一个人生使命,就是帮助那些受苦的人。在这些丰富的经历之后我明白我那个梦的含义了。我生来就是要成为一个治疗师的。我的潜意识一直知道,但是感谢那个梦把它变得清晰了。

作为二战受害者的第二代以及自己在以色列经历的那些战争,我想我可以十分理解我的来访者的苦难和感受。由于我自己的人生经历,我开始对创伤治疗投入专注和兴趣。这是我对这世界发出的抗议。我将会帮助人不让他们受苦。

   现在我在中国工作也遇到其他的受创伤的人们。我的很多来访者是文化大革命受害者的第二代。

   30年之后的今天,我很感谢当年听从了自己的梦。

(2013.10.26   纽约)





Zvika 是冲破圈禁和奴役的人

身体的

文化观念的

...

不仅如此

他成为了最能读懂“痛”的人

Dear

你的身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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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     Zvika

编辑   赵文梅